魏加宁:中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生命最后一刻,为什么偏偏只讲了一个基础的事情?

发布日期:2024-06-04 10:15    点击次数:57

  (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魏加宁)

  数字化时代,首先需要注意的是“数字鸿沟”。现在把官媒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不到30%,而其余70%的人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于自媒体。信息来源不同,对形势的判断自然就会不一样。

  再有就是“年龄鸿沟”,现在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8%,但是占网民的比重只有6.7%。还有一个是“城乡鸿沟”,现在网民规模的城乡比例是5.91:2.11。

  第二个是“巨型分支”。《人类网络》作者马修先生有一个观点,即使大家都上网,由于同质性的作用,用中文来讲就是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,就会形成“巨型分支”现象:黑人愿意跟黑人聊天,白人愿意跟白人聊天。左派愿意跟左派聊天,右派愿意跟右派聊天。穷人更愿意跟穷人聊天,富人愿意跟富人聊天。

  第三个是“信息推送”。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大选那么分裂?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据推送。你喜欢共和党我就给你推共和党的信息,他喜欢民主党我就给他推民主党的信息。不同的人接受的信息不同,就会对社会产生“撕裂效应”。

  第四个是“信息误导”。但是动机可能有所不同。有的人是出于善意,比如专家在解读文件精神的时候,往往是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角度选择性地进行解读。

  但是也有人是恶意误导。比如前面提到的冀朝鼎的故事。再有,斯大林当年往中国灌输“阶级斗争理论”,其目的是撕裂中国社会,国共之间打的越激烈越好。

  还有一种误导是为了“自保”。一些人为了“保饭碗”,但我想提醒的是,很有可能你们的饭碗保住了,但是饭没了。比如1957年“反右”以后,知识分子就不说话了,1958年看着人们瞎折腾,到1959年开始饿死人——每个人的饭碗还在,但是国家的粮食没了。所以,信息误导现象值得注意。

  第五个是“信息茧房”。现在信息社会,很多人都只看自己喜欢的信息,为自己打造了一个“信息茧房”。最典型的就是微信群,新组建的微信群还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争论,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分歧会越来越小,有不同意见的人,要么是自己退群了,要么是被群主踢出去了。结果是每个群里内观点高度一致,但是群与群之间严重撕裂。

  还有的人即使人在国外,但看到的仍然只是“简中区”的信息,形成放大了的井底之蛙现象。现代信息社会,接触的东西还是多样化为好,太窄了是不行的!恐怕是要先博而后精,甚至还有可能精了以后还得再博。

  第六个是“信息涟漪”。近年来,一个地方出什么事情以后很快就全国都知道了,甚至连国外都知道了。农业社会看重的是血缘关系,地缘关系。工业社会社会比较重视单位缘、企业缘。但是到了数字社会,更多的是看“线缘”——在线与否,“观缘”——三观是否一致。现在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从“价值投资”转向了“价值观投资”,比如ESG,“友岸外包”等等。

  最后,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没有民主化、法治化作为前提的话,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“逆数字化”的思潮。

  首先,我都讲了几个信息不对称现象。

  一是内外信息不对称,我们是封闭型的信息市场。

  二是左右信息不对称,我们是单边型的信息市场。

  三是上下信息不对称,我们是回音壁式的信息市场。

  四是前后信息不对称,我们是循环型的信息市场。

  什么是危机?危机就是暴露短板。随着市场化、全球化的发展,现在商品、资金、人员都可以自由流动了,但唯独信息不能自由流动,所以就会出现危机。

  其次,现在的统计数据已经是“元宇宙”了!很多数据都是虚拟的,互相欺骗。有央企中层领导让年轻人收集一下相关数据,看看到哪个地方能够投资?

  结果年轻人收集上来的各省财政状况都非常糟糕,报给中层领导以后,因为还要往高层领导报,于是中层领导就只好说干脆挑点儿好看的数字报吧!所以说,我们的数据都已经被“虚拟化”了。

  再次,统计数据事关国家存亡。二战结束时,日本发生粮食危机,预计会有一千万人饿死的风险。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向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求助,请求进口450万吨粮食。但是后来只用了70万吨粮食就把粮食危机给解决了。麦克阿瑟知道以后勃然大怒,说你们怎么能够这么欺骗我们?!

  吉田茂首相答复道:如果日本的统计数据是完备的,就不会有这场战争;即使有这场战争我们也不会失败。这说明,统计数据准确与否事关国家存亡。

  最后,关于统计制度。改革开放初期,当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要翻两番的时候,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不认可,认为不可能,理由是基数太大等。唯独孙冶方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论证: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,而且有技术经济做保证,认为翻两番是可能的。

  这篇文章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以后,当时的中央领导非常高兴,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孙冶方,跟他说你这篇文章写的很好。可孙冶方的回答却是:“希望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,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”。

  我当年不敢相信:一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,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最后一次机会见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时候,我想他一定讲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,可是为什么他偏偏讲了一个最基础性的事情?

  后来我才知道,为什么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会饿死那么多人?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粮食统计造假。

  为什么孙冶方先生临终前要提醒中央要高度重视统计工作,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?因为孙冶方先生50年代是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,他深知我们统计制度的毛病。

  2014年《财经》杂志约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统计制度改革的文章。但是很遗憾,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。数据不准确,如何正确判断形势?

  最后,在统计数据不靠谱的情况下,如何通过一些民间指数来判断形势好坏?比如说,股票价格走势,汇率走势,还有裙摆指数,口红指数,出租车指数,行人走路速度,甚至摩天大厦指数等,都可以用来进行形势分析。